8月22日至23日，由山东省古典文学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古代文学研究室、中共桓台县委县政府共同主办的“纪念王渔洋诞辰380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在淄博桓台举行。来自国内外包括台湾地区的高校、研究所共100多位学者齐聚一堂，收到论文90余篇，我院黄金元教授、崔秀霞副教授应邀与会并提交论文。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学研究室学术研究基地和山东省王渔洋研究专业委员会分别揭牌成立。
      在为其两天的会议议程中，与会学者注重从文化和社会学角度对王渔洋文学成就的立体观照。浙江大学教授朱则杰从诗人结社、集会、唱和的生活方式的角度，对王渔洋 “红桥修禊”的故事进行了考辨。王渔洋在江苏扬州为官期间，多次进行雅集和唱和活动，其中1664年“红桥修禊”最为出名。此次雅集，王渔洋创作了著名的《冶春绝句二十首》，扩大了诗名。雅集还促使当地诗人唱和活动蔚然成风，并影响了有清一代的诗人，形成“红桥修禊”的系列。我院黄金元教授与山东经济学院孙玉太教授共同主持了第四小组的学术研讨，并代表小组向大会作情况报告，其提交的论文《新城王氏家族文化与渔洋神韵诗风的选择》获广泛共鸣。他认为神韵诗学的形成除了时代因素之外，家族文化特色最为显著。作为齐鲁望族的王氏家族，跨越明清两代，历经鼎革之变，王氏家风表现出由尚“勤”到崇“慎”的倾向变化，影响了王渔洋的性格心态，使得他和现实始终保持了距离，从而促使“盛世元音”的诞生。崔秀霞副教授提交的论文《……》则是从清中期山左名贤卢见曾对乡贤王渔洋的接受入手，探讨了卢见曾的为官之道兼及清代山左诗歌之个性。
      对王渔洋在诗歌领域的贡献，专家们进行了多角度的阐释。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邬国平从历来被忽视的王渔洋早年创作的数十首香奁诗展开分析，认为香奁诗是王渔洋早年在韩偓、李商隐诗风影响下，重情诗学观念的产物，后来王渔洋从重情说转向神韵说、从赏俗到趋雅，他自己也不再创作香奁诗，这一方面标志着他的诗歌创作进入新境，迈向成熟，另外一方面，也使他放弃了多样化的诗学发展的可能性。山东大学教授李剑锋认为，王渔洋以陶渊明为宗师，在有意无意之间，突出了陶渊明形象的淡泊闲远，把明末以来的忠愤形象转化成高逸形象，并在阐发陶渊明山水田园诗歌精神的过程中，丰富和强化了他的诗学主张。复旦大学周兴陆、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徐同林、山东临沂大学刘硕伟等三位学者，对王渔洋的成名诗《秋柳》四章进行了多样化的探究。周兴陆认为王渔洋少年生活于明清易代之际，家庭率更丧乱，多位亲人殉国罹难，给他的心灵留下创伤，体现在《秋柳》中，但是《秋柳》的真正志向还在于猎取功名，进身仕途，以期重振门楣。徐同林认为《秋柳》作为王渔洋神韵说的代表作，和者甚众，流布深远，为其在士人、民心，在诗坛、政界，获得普遍共鸣与双向选择，奠定了基础，他以后的世运时宜都与此相关。刘硕伟认为《秋柳》四章，集中体现了王渔洋“典远谐则”的诗学主张，开启了“神韵”之门，但是也导致了人们对《秋柳》多样化解读甚至误读。上海大学教授张寅彭认为王渔洋对清代诗学的贡献，处在一种既使人满足又不满足、亦正又反的状态下。一方面他是影响延续到清末的大诗人，另一方面又是在争议中发挥这种影响。围绕对王渔洋的批评和赞成，形成了清代诗学的一条主线。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蒋寅对王渔洋研究的整体状况发表了看法。他认为，王渔洋研究值得关注的理由有4点：第一，王渔洋是传统士大夫的典范；第二，他是传统美学精神的代表；第三，王渔洋是中国诗学和批评的集大成者，中国历史没有一位批评家像王渔洋评点过那么多诗集；第四，王渔洋是家庭文化与地域文化融和塑造的典型。王渔洋研究之所以做得好，与山东文化底蘊文化丰厚、乡邦文化感情深厚有关，更因为有地方政府的扶持，以及地方文史学者所形成的研究力量，使王渔洋文化研究形成较为丰富的积淀。
      山东大学教授、著名学者袁世硕从1984年开始参加桓台王渔洋的纪念活动，30年来目睹了王渔洋学术研究的发展。他认为，桓台县的地方研究和学术界研究密切结合，地方研究为全国的王渔洋学术研究提供了新资料、新课题，促进并推动了全国的王渔洋文化大发展。过去的渔洋研究面比较窄，局限于神韵学说等，这30多年来的王渔洋研究视野越来越宽，超过了过去数百年的研究。
王渔洋的贡献主要在文学方面，但是与会学者对王渔洋为官的作为和人品也给予了关注。
     潍坊学院教授王宪名集中探讨了王渔洋对清初暴政“逃人法”的抵制和潜消。桓台县王渔洋文化研究中心的文景刚，以王渔洋教育儿子如何为官的名著《手镜》为基础，分析了王渔洋为官的廉政思想及其时代价值。他认为《手镜》进一步拓展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外延并加以具体化，提出了具有现代文明要素的司法、财经、税收、教育等领域的科学理念，严格规范官员的工作与生活作风，值得今人借鉴。